值得留神的是

2018-03-15 08:52 分类:菲律宾新利网上娱乐成 来源:admin

家喻户晓,儒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门生子贡。但儒商这一名词起源于何时?何谓儒商?其含义历代有无变化?历史上儒商的精神又是什么?人们不只语焉未详,且众说纷歧。本文拟经过对历史文献的剖析,就上述成绩提出本人的见解。所言若有不当,敬请列位专家批评斧正。

一、儒商的来源

儒商与儒将、儒医都是古今通行之词。

儒将一词至迟在唐初即已出现。如唐人姚思廉所撰《陈书》,行将陈朝将领钱道戢称作“儒将钱道戢” 。钱道戢“少以孝行着闻。及长,颇有材干” 。钱道戢当以孝行着闻而被称作儒将。

汉唐之间,儒臣统兵非常广泛,儒士、武将并无严厉辨别,所以儒将一词呈现较晚。唐以下文武分流,文武兼备的儒将渐受器重,儒将一词始风行。所谓儒将,是指文儒之中无方略之士。其人“说礼乐而敦诗书”,颇具“机谋方略”,“智力权变”,即兼有“高雅方略”,“治戎安边,绰有心术”的“儒者之将”。

儒医一词在南宋中叶即已涌现。如按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所载,南宋初临安大巷已有“四世儒医陆太丞”的扁榜。家铉翁以为,“医学识之道也,近于儒,进则为儒矣”。“医为有利,故世或以儒医并称尊之”,儒医连用十分天然。尤其是宋代设破医学,开科取士,以至医者“术虽医而习则儒”,儒医一词在宋代的流行当与此有关。

儒商在年龄、战国之际虽已出现,但儒商一词的出现却很晚。据笔者目前所知,文献中的“儒商”一目最早出现于清康熙间人杜浚所撰《汪时甫家传》中,其时约在1671-1687年之间。

而与儒商义同的儒贾一词则至迟在嘉靖时即已出现。如汪道昆(1525-1593)所撰《范长君传》,即载范长君戒其二子,“第为儒贾,毋为贾儒”;所撰《程长公墓表》则载程长公(1500-1563)逝世前戒其三子,“与其为贾儒,宁为儒贾”。可知事先儒贾已成为意义明显的公用词语。其后,有耿定向为程豪作《儒贾传(作于1598年之前)》。张鼐《寿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》云“翁少习儒,已为儒贾”。邹迪光《榆村程居士传》云“儒贾之利十”。可见儒贾事先已成为一流行的公用词语。万历时,叶向高为程汝彦(1536-1608)作《封文林郎兰溪县知县程公墓志铭》,称其为“儒而贾”,并云“昔闻廉贾,未闻儒贾”。据此可知,儒贾一词当出现、流行于明嘉靖、万历之际。清顺治、康熙才出现“儒商”一词。

儒贾一词在明嘉靖、万历之际出现并流行自有其原因。在中国,官员一贯具有高尚的社会位置,享有各类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特权。从治生或举业的角度来说,学而优则仕是社会公认的首选治生道路,经过科举入仕是宽大读书人的幻想和目的。明代嘉靖、万历之际,商业开展敏捷,册本日益遍及,生齿一直增加,进入举业的读书人增添良多,但科举名额却未见响应增长。应试者日增,而举业前途无限,为营生计,大量读书人只能弃儒而商,进入正在迅速开展商业范畴。但早年的教导使其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深受儒学的影响,这就使其天经地义地成为“儒贾”或“儒商”。而儒学的转向,特殊是王学的崛起和士商互动,则使士商彼此承认,并使“弃儒而商”和“儒贾”成为流行话语。

南都繁会图(局部)

二、儒商的含义与所指的变化

嘉靖、万历及厥后一段时代内,人们凡是用儒贾来称说与其含义雷同的儒商。值得留神的是,时人在肯定儒贾的同时,又对儒贾持否定态度。如焦?(1541-1620)为范濠所作《范长君本禹墓志铭》说,“世以儒贾,君以贾儒”,即批评“世以儒贾”。

邹迪光《全节吴母田孺人传》和《榆村程居士传》则夸奖吴母田氏子“以儒贾,不以贾贾,所至名蔚起”,直指“儒贾之利十,居士为德而如其贾,定收利十倍”,均肯定儒贾。

独一无二,时人对贾儒也是既肯定又否定。如以上所引焦?之言即称颂范濠“世以儒贾,君以贾儒”,对贾儒加以肯定。而汪道昆(1525-1593)记范长君诫子语曰,“第为儒贾,毋为贾儒”;并宣称“与其为贾儒,宁为儒贾”;又对贾儒持否定态度。

出现以上景象的起因即在于儒与商、贾均具有多种含义。儒贾一词系由儒与贾二字构成,儒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,亦可指行为方式、操行和内心。前者如黄凤翔《田亭草》卷15《杨公暨配薛氏墓志铭》有“再世业儒”说,黄居中《千顷斋初集》卷22《颜次公(-1598)配柯氏合葬墓志铭》有“儒名而贾心”一说。后者如江?在嘉靖己酉(1549)成书的《名医类案》卷1中,即称淮商朱枫野为“商而儒行者”。叶向高《程公墓志铭》云“儒而贾”的“儒贾” 程公(1536-1608),“即贾也,亦常操儒行”;耿定向《耿露台师长教师选集》卷16《儒贾传》则有“仁心为质,儒之行也”一语。

贾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,亦可指行动方法、品行和心坎。前者如汪道昆《太函集》卷17《阜成篇》有“儒贾异业”说,卓发之《漉篱集》卷12《祖传一》则有“所谓儒而名贾者”一语。后者如黄居中《千顷斋初集》卷22《孝友长公(1501-1534)?配孝节李孺人(1505-1535)合葬墓志铭》有“贾行而士心”一语,黄居中有“儒名而贾心”说。儒商一词亦然。

因为儒与商、贾具有上述两方面的含义,在确定儒行、儒心和否认贾行、市心的时期,其组合而成的儒商、儒贾和贾儒也就具有了贬、褒和不贬不褒3方面的含意。

不贬不褒的儒商、儒贾是指以儒和贾为业和名的儒和商。如赵志皋所撰《张公一桂(1540-1592)墓志铭》云,一桂父为贾,意不欲令一桂“徙业”。 一桂“请业儒不成,去而贾”。亡何,“举于乡”。其父“乃益大喜,谓儿能以儒贾”,即以儒(举业)为贾业。万历时人汤宾尹所说的“儒而贾,贾而儒”的“书贾”李一庵,则是贾为儒业。

褒义的儒商、儒贾是指以儒为业和名之贾行、市心者,即儒中之商贾。如王世懋(1536-1588)批驳说:“厚藏吝予,色庄行违,士之儒而贾者多矣”。耿定向指出:“世以儒命者,?智钓奇有市心焉,儒而贾也”。黄居中、汪道昆亦对“儒名而贾心”,“儒而贾心,则?也”的儒而贾持否定立场。

褒义的儒商、儒贾则是指以商贾为业和名的儒行、儒心者,即儒者一样的商贾。如汪道昆即称?贾程惟?“托贾名,而饰儒行事”。耿定向指出:“仁心为质,儒之行也。贾而有是,不亦儒乎”。因此将“虽不废贾,然好儒益甚”,里人因咸称其为儒贾的程豪称作“儒贾”,并为之作《儒贾传》。

褒义的贾儒指以儒为业和名而贾行、市心者,即商贾一样的儒者。如孔尚任(1648-1718)即将“丑扮书客蔡益所”,称作“贾儒”和“商秀”。

褒义的贾儒指以商贾为业和名而儒行、儒心者,即商贾中之儒者。如温纯即指出石象(1511-1577)“尔业则商,尔行弗商”,“所谓商而儒者”。卓发之、王世懋(1536-1588)称世贾卓贤为“贾而儒者” ,即“所谓儒而名贾者”。汪道昆称程次公为“贾名而儒行者”。明刘康祉则为秀冈金君铭曰:“玉其衷而表珉迹,则贾儒厥心”。

由上所述,可知儒贾(商)和贾儒既能够指以儒为贾业(如举业)和以贾为儒业(如书贾),有可指儒而贾行,和贾而儒行。儒贾(商)和贾儒词义能指虽多,但在实践应用中其所指的重点倒是随时代而异的。从自己所见之材料来看,宋代以前,不见有人应用儒贾(商)和贾儒等词。

宋以下,跟着科举和书业的昌盛和从业者的大批增加,以儒为贾业,和以贾为儒业意义上的儒贾(商)和贾儒等用语开端出现。但这种意义上的儒贾(商)和贾儒不只出现较晚,并且远不及含有贬褒意义的儒贾(商)和贾儒流行和惹人注视。

这是由于伦理和价值评判在咱们的社会生涯中具有主要意思。

嘉靖、万历以前,人们存眷和批评的是儒而贾行者。如宋人陈淳(1159-1223)即指出:“夫缉时文,钓利禄之具”,“不待作也。作之者,贾儒也”。其所作所为“使圣英明伦之重地,反为市廛乌合之渊薮”[32]。事先,贾儒被用作褒义词,而不见有对贾(商)而儒行者的表扬。

自嘉靖、万历起,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开展和大批读书人弃儒而商,商贾而非士人成为社会的明星,人们对儒而贾行者批评增多,对商贾中之儒者的赞赏开始出现,且日渐流行。儒行的表现者儒商、儒贾越来越多的被用作褒义词,渐成以褒义为主的词语。这一现象标明,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品德日益沦丧的同时,人们开始召唤和强调士人,尤其是商贾的品德和商业伦理,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本的品德标准、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,增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开展。

三、儒商的外延与儒商精神

对儒商和儒贾的概念,人们可以由分歧的角度动身,作出不同的界定。在本文中,笔者将依附可以收集到的汗青资料,经过演绎概括来界定这一律念。从本人今朝所控制的文献资料来看,嘉靖、万历以来人们所说的儒贾(商)和贾儒主如果就其褒义而言的。归纳综合来说,儒贾(商)、贾儒重要是指商贾之儒行者。

详细来说,贾而儒行的概念可以说十分丰盛。如耿定向认为,“扶义乐善,仁心为质,儒之行也。贾而有是,不亦儒乎”。其《儒贾传》所传儒贾程豪,“好儒”重文。“有郭今者尝游王文成门,谈良知学,子德?而师之”。“与人交,必择贤者”。其人“恢豁”,“伟斡雅姿,识度夷旷,大类儒者”。“其为贾诚心平价,人乐趋赴”。为人仁义乐善,关心族党、乡里,热心社会公益任务。“岁侵,尝糜以哺闾里之饿,而又椟以瘗道路之莩。出母财贷人,贫不能偿,辄焚其?”。尝在宗“祠旁辟庐舍,居族之贫”。又“立义仓、义塾,缮梁、除道,日费橐中装不吝”。其“好儒益甚”的成果,是“远近款其门者益众,斥奇赢振施之不厌,而财益阜,不数年且致千金”。“其为贾诚心平价” 的结果,是“人乐趋赴。赀渐起,市亦因以辐凑”。而不足为奇的是,他完成了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。因此之故,程豪居常训子姓曰“吾门第受什一,不事儒。自吾一介入,而士嫡亲悦,贾且什倍。由是不雅之,儒何负于贾”。与程豪一样,其兄子仪“笃衷质行,不殊子德,人称为长者”。其人敦恂悌友,析产尽让诸弟。笃故振穷,岁饥贷粟无告乡邻,“口不儒谈,而深醇?厚,竟然儒者”。其季弟之子国用,“恂恂愿悫,以谨让称,亦贾之儒者” [33]。按上所述,可知耿定向所说的儒贾(商)、贾儒,是指诚而仁心,好儒重文,关心亲友和乡里,热心社会公益事业,具有儒者风姿,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商贾。

明嘉靖、万历以来,有关儒贾的记录为数颇多。如叶向高纪即云程公(1536-1608)是“儒而贾” 的“儒贾”。其“贾也,亦常操儒行。所至病者予药,饥者予粟,缓急者予金钱青衿,而贫者予膏楮,未婚则运营予室”。尝拾金不昧。“生平慕说王文成,往来会稽辄拜其墓。逆旅坐小楼,日读其书,?绎知己之说,时举以告人于身心生命之际如有悟者”。为人好儒,且能推己及人。

汪道昆为程惟?(1531-1588)所作传记称程为“?贾”,“声利不入于其心,恂恂乎儒矣”。云程经商十年而成巨富,“诸贾人东向事之。惟所决?,顾托贾名,而饰儒行事。父母昆弟无间言,丧兄弟若所生,抚诸孤若自出”。“以名教教子姓”,“以礼让闻四方”,并自言“吾志在儒不在贾”,亦好儒而孝友礼让。

其为潘次君所作墓志云,次君名仕字惟信。其父服贾,?岁倦游,次君力请行,以古之货殖者必因地利,乘天时,务转毂,与时逐,毋系一隅。于是以盐?贾江淮,质剂贾建业,粟贾越,布贾吴。方其蚤计,人不及知,往往?其必败,卒之赢得过当,皆自以为不如。次君以善丧诵桑梓同乡,孝敬善贾,倜傥有国士风。

王世懋(1536-1588)、卓发之为“贾而儒者”之见斋卓君所作列传云,卓氏世贾,君父时家业中衰。“君为贾则大赢,五十年中屡什屡起,卒为穷人。居贾之道仰取俯拾,居贱操奇,忍鸷以俟昂直,决不为人损一毛,乃君为贾独否则。嘉隆中岁两侵,斗米千钱,君稍平之,为减市价十之三。已又推其赢糜饿者,饿而逝世者棺埋之。人或迂君曰:‘何如当侵岁而施,不虞竭乎,菲律宾新利国际?’君笑曰:‘吾以子钱施,譬贾亡赢耳。客奈何须吾赢也’。人或曰若储粟之谓何,公曰‘吾所以储非自封也,店主闭出饱欲死,西家闭入饥欲死,吾衷其间足矣’。性好善乐施,修桥、筑陂塘、设义学、助婚葬患难者无虚岁。贷而不能偿者,至焚券以示之”。“生平笃于孝友,抚诸弟使悉有宁居,而均其产,诸弟皆父事焉。慈祥诸子,多延名师教之。君虽内足于财,然生活俭朴”。“为诗歌率襟怀多类宋儒者言。年迈多智,人争重之,尊为祭酒三老云”。其人孝友善良,好善多智,关怀乡里,努力王事,居贾之道先义后利,仁在其中,可谓儒贾。

王世贞为“贾而儒”蒋次公所作传云,“今夫取者,所以资予也;予者,所以保取也。故曰知予之为取则智,知取之为予则义,此二者仁之术也”。武林俗薄轻为徂,清源俗鸷悍,多贾易忌,广陵俗?好奢,次公能尽得其情与百物之轻重,不受欺而以不欺行之,故终其身无偾事,益訾至累巨万。次私事嫂恭,抚伯氏子希文三冲弱如已子。遇交知缓急,为之至倾橐。捐令媛为大石梁数十丈,治驰道数十里,茂林深樾可憩者必亭之以息行旅。其厚于人伦,关心乡里,以仁义智贯串为贾之道,且大获成功。王世贞因而感慨道“次公之于人伦厚矣,何必儒”。

鲍应鳌所撰程次公传云,公姓程名杰,一意举子业,以父病不克不及卒业。父殁,伯兄与简遗赀仅二百缗,公单身走蜀,得羡息以幸完母币。为伯兄强归?信宿,复驰之清源市,收布入滇,收价三倍,遂累高赀,家由此起。尝逢疫,或劝褰裳去之,公不忍,为逐一疗治,愈而公竟不染。公赡养太孺人务得其欢,宗党称其孝。与兄异产治生,而公所受赀息逾五倍,悉与祯等平分,不隐锱铢,村夫称其让。舅父贫,养之毕生,胤?,为外王父捐三十缗,人主于汪氏祠,得不为若敖氏馁,里人称其义。一以信义行之,人心归往,财利辐辏,更倍于他贾。广陵窭人所负悉为折?不责偿。又再捐赀治石梁,人至今德之。公暮年自家及乡慕善无厌,尝那金为祖茔遍立丰碑。岁必率子姓以一杯浇。河水为患,岁伤人,石堤以工力年夜莫敢任,公扶病董其事,堤成而河水不害邑。社仓之建,公首代捐二十缗倡,里报酬积?百石有奇,故社仓独公里得食实在。族建宗祠,公率侄共捐五百金为助。其人孝义礼让,热心公益事业,虽以贾起家,一以信义行之,而精神常在儒。

其所记族叔南川翁敢于赴义,曾出金以助筑城,出?赈灾,于孝友、刁滑、廉义、无私者日孜孜焉。翁雅志儒术,与人子言则依于孝,与人父言则依于慈,与人兄言则依于孝友,人见其恂恂雅步,而逡逡道辞,?无市嚣态心,言动固恂恂儒也。其人好儒,具儒者风范,敦族谊,修邻好,厚故旧,恤孤弱,热心公益事业,乃儒而贾,鞠躬君子。

黄凤翔为杨宗叙所作墓志云,公乃贾而儒,好行其德,家居孝友。杨氏再世业儒,弗售,家?落。公身服贾供父母。俯拾仰取,薄饮食,忍嗜欲,所博得过当。然耻奸富,不屑为驵侩骛趋,第躬修勤啬,时积累已耳。商场中人瞥见公逡逡忠厚长者也,不忍用智数尝公,公赀日益起,数年之间几致千金。令尹公领乡荐,公端意本业,而服素茹,粝如曩时。惟是为二白叟奉,捐已所市田与季共之,其孝友盖本性。其人孝友、好行其德,以仁义、忠诚、勤奋、敬业起家。

邹迪光为程凤辇所作传记云,其虽贾实不废读,手筹量而口诗书,若有意于趋射勾较也者,而利数倍,诸善趋射勾较者所不迭,侪偶认为祭酒。既曰习为贾,则浮白吟弄风月,望之意其为骚人韵士,不知其为贾也。事怙恃至孝。季死而经纪家事,养其遗孤。父意爱娘家孙氏,孙多少不振矣,而矜孤恤夭,且复振。有同祖弟某?出而孽,彼伯仲以孽故弃之。其人暴,又以暴故?之,得居士而弃者收,暴者化矣。族某与某争田不相下,居士默输四十金,而事解。家老仆死,所遗金有垂涎者,居士收其金营殖之,更数年而息入数倍,举以归子。郡疫灾,为出钱粟粥饥费不下千缗。即非灾疫,而待赈者赈,待瘗者瘗,待婚者婚,待嫁者嫁,待桥梁者桥梁,待道路者途径,未始遗余力而为德矣。程凤辇好儒而有儒者风采,孝友?伦励行,乐施无倦,执书握算,儒贾之利十倍于群贾。

焦?为金正人公所撰墓志云,君与兄子顺皆以孝友名,诚心质行,粥粥若能干者。顾中藏干略,足以映蔽数十人,徐而叩之不尽。义不?取,自奉为窭人子所不胜。初君以亲故,弃儒而贾。与伯兄子顺无间言,忘我畜,忠信不欺,使人乐就,盖不屑屑权子母,而归之者如流水,十年赀愈其旧数倍。伯兄未食且御,弗敢先也。君幼游于贾人,然性喜念书。地点必交其长者。而耆义如渴,赴人之难,振人之困,一呼即应,不避水火,终其身如一日。仿义仓为贷?法,里中人至今赖之。岁饥,师范文正遗意,兴茔墓之役,寓赈于佣,三岁乃罢,所活人以万数。其人孝友,诚心质行,忠信不欺,中藏干略,不屑屑权子母,而十年赀愈其旧数倍。性喜读书,急公好义。

黄居中为黄镬所作墓志云,镬丰于德,宗党共诔之曰孝友长公,其人孝友,贾行而士心,菲律宾新利国际,乃儒而贾隐者。

苏州繁荣图(部分)

俞樾为俞汝荣所作墓志云,汝荣九岁居父丧,哀毁如成人。家至是稍落,于是始弃儒而贾。精于榷会,候时转物,操赢制余,虽老于就时者谢弗及。又刻苦?,与童仆同苦乐,人乐为用,家益以饶。性好施与,至是始得行其志,乡里之间翕然称恶人。当是时禾中诸名流咸折节与君交,不以君为货殖传中人而薄视之也。尝设一米肆,历五岁,而贫户赊赁者已百余家,计其钱则三百余万,举其簿籍而焚之。其入也以孝友修于家,其出也以慈善家称于乡,好善乐施,急人之急,虽隐于市,令闻孔彰。其之为贾也,异乎人之为贾者,勤且仁,精于榷会,候时转物,操赢制余,人乐为用。

按上所述,可知诸人所言与耿定向所云迥然不同。所谓儒贾(商)、贾儒,是指好儒重文,倜傥有儒者风采;其人孝友礼让,仁义慈悲,重族谊、乡里、素交,恤孤弱,厚人伦,好善乐施,慷慨仗义,热情社会公益事业,存在社会义务感;为贾先义后利,仁在此中,诚恳质行,节约、敬业,忠信不欺,中藏干略,精于榷会,候时转物,操赢制余,不屑屑权子母,多智善贾,人乐为用,其利十倍常贾,贾而士心,虽以贾起身,一以信义行之,而精力常在儒,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同一跟良性互动,且获胜利的商贾。简言之,传统儒商是拥有以儒家为中心的中汉文化底蕴,关爱亲朋、孤弱,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之事,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,具备厚重文明底蕴的工贸易者。

依据以上所述儒商的外延,可以归纳、概括,提炼出儒商之精神为:诚信中和,礼义仁德,重视文化,应用厚生,儒行与贾业良性互动,热心社会公益之事。

1840年以前,儒家思想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,由此可以说有文化的商人就是儒商。

1840年当前,东方思惟和迷信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儒家文化与其它各家文化并存,文化与知识的对峙,使得有常识的商人未必有文化,有文化的商人未必是儒商。传统的“儒商是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”的界说必需修正以顺应这种变更。

古代儒商应是认同、看重中华文化,具有传统品德与良知,关爱亲友、弱势群体与一切好处相干者,热心环保和社会公益事业,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工商业者。